上周，伊朗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

22 歲的伊朗女孩瑪莎 · 阿米尼，因為頭巾戴得太松，不符合要求。

當街被道德警察（伊朗專門負責執行著裝規范的巡邏隊）逮捕，關押 3 天后去世。

這件事就像一枚炸彈，立刻引爆了整個伊朗社會。

伊朗女性集體走上街頭，摘下頭巾，爆發了「反頭巾運動」。

相關詞條在推特熱趨上掛了一周。

「反頭巾運動」的視頻和照片在首頁刷屏。

不少影視圈明星也參與進來，力挺伊朗女性。

賈斯汀 · 比伯轉發了聲援伊朗女性的帖子

包括伊朗國寶級導演法哈蒂，他希望更多藝術家為伊朗女性發聲。

「反頭巾運動」愈演愈烈，直到伊朗全國斷網，才將熱度暫緩。

一條頭巾，何以引發眾怒？

魚叔想通過一部伊朗電影，試著回答這個問題——

《生命的圓圈》

The Circle

這部電影獲得 2000 年威尼斯電影節的最高獎「金獅獎」。

導演賈法 · 帕納西，一位被伊朗舉國封殺的導演。

因長期拍片揭露伊朗社會的底層亂象，被判六年有期徒刑。

2015 年，帕納西執導的《出租車》獲柏林電影節「金熊獎」。

他被軟禁在伊朗，只能由侄女代他領取獎杯。

「世界名畫」

2022 年，他執導的紀錄片《無熊之境》獲威尼斯電影節「評審團特別獎」。

他因為服刑，依舊未能出席。

威尼斯電影節紅毯：「釋放賈法 · 帕納西」

而回顧帕納西與伊朗電影審查的漫長對抗，《生命的圓圈》就是開端。

它也在某種程度上，預言了今天的熱搜。

瑪莎的死只是導火索。

真正的火藥，是伊朗女性水深火熱的生活處境。

《生命的圓圈》的一大亮點是不斷變化主線的敘事手法。

全片一共拍攝了七位伊朗女性。

她們各有難處，彼此間又有著微妙的聯系。

第一位女性，剛剛誕下一名女嬰。

可等待她的不是初為人母的喜悅，而是婚姻的破碎。

因為丈夫家只想要男孩，為此感到失望。

第二位女性，她一大早剛剛出獄。

她買了車票，準備返回故鄉。

可臨近出發，她看到了車站內例行檢查的警察。

就像是條件反射般，她被嚇得躲開了，沒能趕上班車。

第三位女性，同樣剛剛出獄。

回到家中，卻被暴怒的哥哥當作家族罪人掃地出門。

男友遭到處決，此時懷有身孕的她一心只想墮胎。

第四位女性，醫院的門衛。

她在出獄后，得知丈夫娶了第二任老婆。

而久未謀面的孩子，也和自己疏遠了。

她只能默默地接受了這一切，落得孤身一人。

第五位女性，醫院的一名護士。

她在出獄后，嫁給了一位來自巴基斯坦的醫生，照顧他的孩子。

為了留在醫院工作，她和過往的一切都斷絕了關系。

第六位女性，一位單親媽媽。

她無力繼續撫養女兒，所以故意將女兒遺棄在街上。

然后躲在暗處觀察，盼望著有好人家能收養她。

看到女兒被警察接走后，在悲傷與不舍間，她乘坐計程車離開了。

第七位女性，站街的妓女。

因為和嫖客起了沖突，引來了警察。

兩人都被逮捕。

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，因為結尾的一幕得到升華。

當妓女被關進監獄后，攝像機在監獄內環視一周，緩緩掃過鐵窗與墻壁。

此時觀眾才發現，片中所有或抗爭，或逃避的女性，宿命般地在這里齊聚。

最終，鏡頭停在了監獄黑色鐵門的窗口前。

一如開篇產房的窗口，唯一的區別是顏色。

一白一黑，也象征著一天中的白天與黑夜。

至此電影結束，也組成了一個完美的環狀結構。

《生命的圓圈》采用了偽紀錄片的拍法。

不露聲色地揭露了伊朗女性在男權、宗教、政治多重壓制下的傷痛。

導演模糊了每個人的身世背景，只截取她們人生中最富戲劇性的時刻。

而這些遭遇，也恰好對應了人生的各個階段——

生下孩子，反而被逼離婚；

渴望回鄉而不得，未婚先孕求墮胎；

凈身離婚，拋棄孩子，淪為妓女，鋃鐺入獄。

電影只用短短的一天，便完成了對伊朗女性悲劇一生的速寫。

更加絕望的是這一天所組成的「圓圈」。

「圓圈」既是生命的循環往復。

亦象征著伊朗女性在現實中永無止境的苦難。

并且電影很巧妙地將不可名狀的苦難具象成了「香煙」。

她們在不同場合，都曾想過點上一支煙，可無一成功。

直到電影結束，只有第七位女性如愿了。

當時她上了警車，被告知車內禁止吸煙。

諷刺的是，隨后另一位男犯人若無其事地點煙，警察默許了。

見此狀況，她也跟著點上一支，這回警察不再阻止。

她們手里的香煙和頭巾一樣。

能不能抽，想不想戴，都由不得她們。

多數時候，伊朗女性是沒有選擇權的，她們依附于男性生活，看男性的眼色行事。

此外，這部電影也深刻影響了后續很多反映伊朗女性困境的電影。
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沿用了「香煙」這個意象。

女主角瑪吉從伊朗逃到法國，下飛機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摘下頭巾，然后給自己點上一支煙。

《德黑蘭禁忌》借鑒了敘事手法。

同樣是偶有交集又各自展開的多條支線，只是女性角色從七位縮減為三位。

第一位女性，丈夫坐牢，她只能獨自照顧兒子。

想和丈夫離婚，可丈夫不愿意簽字。

為了拿到離婚申請，她出賣肉身，做了法官的情婦。

在被法官肆意凌辱，視若玩物后，依舊沒能順利離婚。

第二位女性，她的處境看上去還不錯。

她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，目前懷有身孕。

可因為一通莫須有的電話，她被丈夫辱罵為妓女，含冤自盡。

原來看似安穩的生活，只要一次「蕩婦羞辱」，就足以毀滅。

第三位女性是一個年輕的美女。

她被人販子沒收了護照，賣給了一個阿拉伯人。

有天晚上，她在夜店被一個男人偷偷喂了迷藥。

兩人發生了關系，事后她就意外懷孕了。

她付不起墮胎和處女膜修復的手術費。

導致自己賣不出去，也拿不回護照，只能永遠被困在這里。

三位伊朗女性的故事，構成了全片的三條主線。

在電影的結尾，看似無關的她們來到了同一棟大樓，發生了命運的交集。

從《生命的圓圈》到《德黑蘭禁忌》，從監獄到大樓。

期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。

時代在變，可伊朗女性的困境依舊如初。

一天是一個圓圈，二十十年還是一個圓圈。

所以，伊朗女性的問題僅僅在于頭巾嗎？

當然不是。

而在于強制女性必須戴上頭巾，且借此實施迫害和剝削的社會環境。

當年，帕納西拍攝《生命的圓圈》的靈感來自一則新聞報道——

一位母親先是殺死兩個親生女兒，然后自殺。

這件事帶給他巨大沖擊，讓他深刻認識到：

「整個伊朗社會對女性而言不啻為一個牢籠?！?/p>

好像唯有付出生命的代價，才有可能獲得解脫。

牢籠是如何建成的，我們可以從電影里看到——

伊朗女性從小接受的教育是，女性應該把自己遮住，暴露是一種罪過；

宗教也認為，上帝創造了女人的鼻子，是為了使其更好地搭配頭巾。

漸漸地，女性也潛移默化接受了這種規訓。

從此，基于這樣的社會共識，任何人都可以對女性的頭巾指指點點。

任何人都能以「未戴好頭巾」為由審判女性。

然后再從頭巾進一步擴散到其他社會事宜——

車站拒絕單獨為女性出售車票，除非有學生證或是男性陪同；

女性想要墮胎，必須征得男性親屬的允許，否則醫院無法為她手術；

已婚女性想要找工作，也必須有丈夫的簽字；

甚至在街上奔跑，也可能被批評有傷風化；

在街上牽手，也可能被道德警察逮捕。

伊朗歷史上曾有過女性在公共場合無需戴頭巾的時期。

可是在伊朗的現代化進程中，頭巾被賦予了更多的宗教意味和政治內涵。

頭巾的「摘」與「戴」，早就不是單純的衣著問題。

而是成為不同政派間表態和施壓的工具。

唯有頭巾下的女性被忽視了。

并且，這里的頭巾只是一個幌子。

它隨時可以被替換成其他東西。

替換成胎兒，那么「頭巾法」就會跟著變成「反墮胎法」。

這也是「反頭巾運動」引發全世界女性共情的原因。

它們本質是一樣的：

女性的選擇與權利，被一群女性之外的人所掌控，所定義，所剝奪。

這便是一種「頭巾之下」的生活方式。

所以。

「反頭巾運動」反的從來不是頭巾，反的是「頭巾之下」的生活。

摘下頭巾，不一定代表進步和自由；

戴上頭巾，也不一定代表退步和保守。

只要「摘」與「戴」的選擇，能完全由伊朗女性自己說了算。

全文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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