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午 12 點 20 分，一群膚色各異的男女老少走進酒店會議室。門口的指示牌上寫著「會議時間：11 點」。

人們的腳上，有的是帆布鞋，有的是人字拖。紐扣襯衫、西裝外套和工裝短褲、背心混在一起。會議室在酒店的 19 層，從落地窗向外看，是泰國曼谷灑滿陽光的城市天際線。

最后，44 個人擠滿了會議室，喝著啤酒或紅牛，聆聽關于系統管理、直銷、外包和「灰帽黑客」的演講。

這些衣冠不整又不守時的人，收入中位數一般都有六位數，正在「度假式」參加來自世界各地互聯網創業者的分享會。這是「數字游民」馬克 · 曼森（Mark Mason）親身經歷的一次難忘的會議。

除了曼谷，拉斯維加斯、柏林、東京、邁阿密 …… 類似的會議和組織層出不窮。

利用互聯網遠程工作，叫「數字游牧」，其從業者被稱為「數字游民」。「數字游牧」不算新，但在 Covid-19 暴發后，已經成了全球最熱門的生活與工作方式。

想想看，在巴厘島的海邊，一邊喝著冰汽水一邊工作，累了就下海游一圈，唯一擔心的就是電腦散熱不太行——是不是特別「凡爾賽」、而且人人真心艷羨的那種？

「每周工作四小時」

選擇「數字游牧」的人，全職和兼職都有，主要特征就是一邊旅行，一邊工作。

Covid-19 已經持續了三年，遠程辦公成了「新常態」。「數字游牧」這種「邊度假、邊工作」的趨勢由此抬頭。

為迎合這一趨勢，全球超過 25 個國家推出「數字游民簽證」：和旅行簽證一樣方便申請，但允許持有人在目的地國長時間居留并從事本職工作。

歐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一些高度依賴旅游業、經濟體量較小的國家，率先為「數字游民」大開綠燈。很快如阿聯酋、巴西和意大利等國也有樣學樣。

「數字游民簽證」在各國的具體名稱不同——德國和捷克等國家稱之為「自由職業者簽證」，冰島叫「遠程工作者長期簽證」，葡萄牙叫「獨立工作者及企業家簽證」。

不同國家的申請條件也不一樣，一般而言，申請人要繳納旅游保險，提供在職證明和收入證明。申請費用會依照國家不同、居留時間長短而出現浮動，從 200 美元到 2000 美元不等。

只要能「出國」，「數字游民」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哪工作、工作多久、住在哪里的執行問題了。

數字游民的工作常態，工作量不飽和，氣死要員工回來坐班的馬斯克

工作地點，可以是公共圖書館，聯合辦公空間，也可以是咖啡店，反正有速度快的免費 WIFI 就行。工作時間表也非常靈活，無需朝九晚五，什么時候起床什么時候開工，按照自己的節奏和心情安排日程。

不少城市成立了「數字游牧社區」，數字游民可以長租，也可以辦公，還可以交友。

國內比較知名的社區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的「DNA 數字游民公社」，加入者一般是自由職業者，渴望自由的鄉村生活。公社也會組織公益性的活動，為村里辦報紙，開電影放映會等。

美國暢銷書作家蒂莫西 · 費里斯（Timothy Ferriss）在《每周工作四小時》一書中，把「數字游民」稱為「新富人」。

「新富人」是經濟全球化和高速通信技術的受益者，每周只需要工作四個小時，就能實現生活和工作的平衡。

「新富人」的定義并不準確。一開始實踐「數字游牧」生活的，多是早些年在互聯網「淘金」發家的人，像幣圈炒家、黑客和獨角獸公司的創始人，資本的回報率非常高，實現了工作地點自由，因此才有文中開頭的曼谷參會者「身家超過六位數」。

如今「數字游民」的群體已經大大擴充，和過去「背包客」類似，算不上「新富人」了。

不見得要財力雄厚，只要賺的錢足夠覆蓋旅行食宿的支出，「游牧」就可以立刻開始。

新名詞，老面孔

不是所有的線上工作，都適合「數字游牧」。

目前來看，「數字游民」從事的職業，不外乎撰稿、設計、寫代碼和營銷這四種。關鍵是，在沒有「數字」的時代，這四個工種也有大量的自由職業者。「數字游民」和自由職業者的根本區別，只在于是否出門「看世界」。

從靈活就業的便利，以及高風險、低保障的就業條件而言，「數字游民」和「零工經濟」很接近。

一開始，零工經濟也是「新富人」的玩法。「新富人」需要一份對沖職業——時間自由、財務分散、無視組織約束。對沖是一種奢侈品，適用于那些生活中本來就有太多吸引人的選擇的「成功者」。

零工經濟剛在美國流行時，波士頓學院的社會學教授朱麗葉 · B. 肖爾（Juliet B. Schor）采訪了 43 名受訪人，大部分是年輕人，他們從 Airbnb、Turo（相當于汽車租賃界的 Airbnb）和 TaskRabbit（日常工作分包應用程序）賺錢。

她發現，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白領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。

零工經濟依托于壟斷性互聯網平臺的「發包」模式，投資人大筆投入，平臺瘋狂燒錢，早期進入的「玩家」，收入都相當可觀，吸引了更多謀生而不是「玩票」的人進場。

疫情第三年，很多失業者只能依靠 " 零工經濟 " 謀生

漸漸地，零工經濟成了謀生者的唯一選擇。像印度的外賣送餐員，經歷了送餐應用程序 Swiggy 帶來的「高期待」的滑落。

該應用程序承諾為送餐騎手提供高達 5 萬盧比（約合 660 美元）月收入，但隨著疫情擴大，經濟低迷，汽油漲價，如今的送餐員基本處于「賺不到錢」或者勉強維持溫飽的狀態，而這份工作沒有醫療保險、社會保險等任何保障。

相比之下，「零工經濟」從業者階層下移的現象更為明顯：它們從「新富人」的對沖游戲，變成了失業者再就業的「救命稻草」。

「數字游牧」已經不再是「新富人」的專屬，但還沒有像「零工經濟」那樣階層下移的那么嚴重。

一是由于這一類工種以腦力勞動為主，從整個社會的收入階層來看，也是排名中上的；二是由于其「看世界」的性質，包含了身份的建構，會吸引更多「波希米亞」分子的加入。

身份的焦慮

職業身份意義重大。

耶穌的職業選擇，是后世身份理論的基礎。加利利地區的木匠屬于半技術工種，不怎么穩妥，賺錢也不容易，但他是上帝之子，萬王之王，是拯救人們罪孽的人。

兩種迥異的身份在他身上結合，一個人既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手藝人，也可以是最圣潔的人。

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有同樣的經驗，同時擁有毫不相干的身份：世俗的身份來自職業、收入和他人的評價，靈魂的身份取決于他的道德素養和精神追求。

高難度擺拍，我等打工人千萬不要模仿

即使世俗的身份再平庸、再低下，靈魂的身份依然可以保持高貴。兩種身份的差異，對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，都是充滿救贖的安慰。

19 世紀「誕生」的「波希米亞人」，就是靈魂高于世俗的時代顯影。這是一個作家發明的、用來抵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群體。他們是今日「數字游民」的先驅。

一大群游蕩在劍橋、馬薩諸塞、威尼斯和加利福尼亞的人，極端討厭世俗意義上的成功，比如升官發財；極端重視對自然和自身感受的體悟，比如搞藝術。

「波希米亞」精神在 20 世紀最大的回響，是「垮掉的一代」。

杰克 · 凱魯亞克當眾嘲諷那些「領口緊緊打著領帶，被迫每天凌晨在米爾布雷或圣卡洛斯趕 5:48 分的火車，去舊金山上班」的社畜，大肆稱贊「大路之子，觀看運貨列車隆隆駛過，體驗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」。

「垮掉的一代」代言人杰克 · 凱魯亞克，其名言 " 我還年輕，我想上路 " 啟發了幾代人「看世界」的愿望

「波希米亞人」的傳統也是搞社區。社區才能確保他們接觸的人都是真正的朋友，而不是滿腦子「知識經濟」的家伙。因「波希米亞」社區聞名于世的地點，有巴黎的蒙帕納斯，倫敦的布盧姆茨伯里、切爾西，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和威尼斯的海灘。

「數字游民」的吸引力，很大程度上來自「波希米亞」靈魂高于世俗的準則對主流社會的挑戰。這一職業身份，也就成了 21 世紀信息社會里「波希米亞人」的時代顯影。

當游民們在世界各地的海灘上仰望星空，敲下一行行代碼，那些令人窒息的「內卷」、「996」、高通脹、能源危機、瘟疫和戰爭，都在靈魂的喜悅下變得微不足道。

身份的焦慮普遍存在。如何定義「成功」，今日的標準和過去數千年歷史上的標準，差別不是很大。人們對身份的需求，是毋庸置疑的，但人們如何滿足需求，并在滿足自己需求和社會標準之間做出選擇，是值得思考的。

「數字游民」希望在固定的標準下，嘗試一些新的身份等級，并試圖告訴其他人：不是只有一種方式才能證明一個人的「成功」。

不過別忘了，一個人如果當得上「數字游民」，他已經算半個世俗意義上的「成功人士」了。